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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法意”系列读书活动之“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与理解中国的方法”讲座成功举行(图文)

从左到右:章永乐、殷之光、王维佳

 2017年4月17日晚上七点,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共同举办、北京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会承办的“经略-法意”系列读书系列活动第二场在蒙民伟楼新闻与传播学院347会议室成功举办。英国艾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助理教授殷之光应邀发表了题为“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与理解中国的方法”的演讲。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锁劳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廉政群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作为与谈嘉宾参与了本场讲座。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孔元担任了本场活动主持人。

殷之光老师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助理教授,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学士与硕士。曾任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与人文学院助理教授。阿联酋阿中研究学会创始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与思想史、国际法史、当代海湾国家政治经济,著有Politics of Art: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rill, 2014)。

首先,殷之光老师以“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与理解中国的方法”为题发表演讲。殷之光老师指出,“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从冷战开始便始终被笼罩在美苏政治对抗的阴影之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产品,被理解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Communist unity)。同时,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苏联武装进军布拉格之后,苏联在其阵营内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很快遭到了来自西方知识界的全面攻击,并被作为批判苏联政治霸权主义的重要对象。

随着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为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又进一步地对二十世纪中期在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下产生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活动进行重述。然而,这种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史叙述,遮蔽了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历史与政治丰富性。同时,作为分离性力量的民族主义又限定了我们今天对于民族-国家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世界秩序的想象能力。殷之光指出,在19世纪殖民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欧洲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以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新问题是,在世界本身的多样性面前,解释世界的理论开始变得不那么完美。19世纪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勒南发现,无论是宗教、语言、人种等种种客观条件,都不足以用来解释“民族”这一认同集体的存在。在他看来,民族(nation)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良知”(conscience morale)。其内部的多样性是一种“自由意志”的结果。这种西方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康德主义式的起源显示,民族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话语,其逻辑动力却基于个人主义。在佩里·安德森对国际主义观念的简要思想史考察中,我们发现,欧洲建立在民族基础上对国际和平秩序的想象同样也生长于这种康德的理性主义中。佩里·安德森指出,在18世纪诞生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带有浓重的宗教反叛色彩。它勾勒出了一种在理性基础上建立起的,旨在对抗暴君与迷信的社会组织形式。

殷之光老师指出,然而今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的讨论,绝大多数均建立在对上世纪冷战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衰退,民族主义浪潮重新兴起的历史经验下。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对冷战国际秩序及其变迁的历史性与理论性反思。在这种理论性反思中,对“民族主义”历史及其构成特点普遍性的信仰却根深蒂固,进而在理解欧洲/西方之外的民族独立运动历史时,我们也难以避免将其“去殖民”的历史前提假定为先有殖民秩序对地方传统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摧毁,再有地方新生精英对帝国主义秩序反抗的过程。

在这种反抗过程中,非西方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历史资源也被调动起来,并也对——或者曾经对——来自西方的政治与理论霸权秩序提出回应。因此,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观的普遍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多种普遍主义之间的交锋与互动。对广大非西方地区来说,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殖民世界秩序更大程度上是这种多种普遍主义交锋的历史前提而非是政治理想。无论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兴起,还是冷战末期开始的世界性地对民族国家的复归,再到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短暂兴盛,以及时至今日以种种面貌出现的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平等秩序的回应,都应当被看做是世界秩序变迁动态中一种历史性的结果,而非是对某种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的逻辑确证。

在这个前提下,20世纪中期在亚非拉世界内部出现的国际主义浪潮便不应当被倒叙式地看做为一场失败的运动。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非西方世界内部在漫长的去殖民过程中,对自身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建设新世界秩序的一种积极尝试。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个尝试过程中,大量“传统”与“地方性”的思想资源被积极调动起来,并在这个政治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普遍/全球性价值。在这一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恰恰是以国际主义为前提的政治运动,才能将原本发生在每个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在更广泛的群众政治认同层面上连接起来,并进一步地构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新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在阐述西方之外,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时,我们即不能离开国际主义提供的政治理想,也不能无视来自第三世界内部传统资源在这种政治理想形成过程中扮演的作用。这也是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内部呈现的复杂性历史与逻辑。

接下来,殷之光老师以20世纪中国对阿拉伯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政治支持以及在国内文化空间内对这种反抗运动的描述为例,探讨国际主义想象是如何参与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建设中去,并最终塑造新中国人民的世界观。殷之光老师探讨的事例有:《人民日报》创刊后对阿拉伯世界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报道和评论;通过电影节等文化交流活动塑造的国际主义“共时性”;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贸易往来;1958年7月17日首都各界群众支持黎巴嫩民族独立运动的50万人大集会及其后续,等等。殷之光老师指出,丰富的国际主义共同体认同,构成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阿拉伯兄弟”的想象,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评议环节,王锁劳教授肯定了殷之光老师超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范式的探索努力,并提出了“兄弟”的语词渊源问题:中国方面有“阿拉伯兄弟”之称,阿拉伯方面也有“中国兄弟”之称,但二者的连接点在什么地方,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当代历史条件下,“阿拉伯兄弟”的称呼究竟能与什么样的实践相对应,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廉超群教授从“为什么学习阿拉伯语”的困惑,引出比较中阿历史的方法问题,进而肯定殷之光老师重构历史记忆的努力。廉超群教授提出“想象如何落地”的问题,探讨了“阿拉伯兄弟”想象与中阿外交政策、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之间高度复杂的关系。

王维佳老师在评议中比较了50年代的群众游行与2001年球迷为世界杯出线的游行,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去政治化”问题,并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殷之光老师探讨的“第三世界”认同塑造及其瓦解,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章永乐教授补充了“兄弟”一词在中国近代“五伦”观念突变的背景下的多种用法,并将殷之光老师的探索,放在中国漫长的“内外观”思想传统中加以理解。

针对四位老师的评议,殷之光老师作出了相应的回应。随后,在场的同学们就演讲内容向殷之光老师积极提问,殷之光老师一一进行了耐心解答。本次活动在融洽的气氛中圆满落幕。

本次活动为北大法治研究中心与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合作举办的“经略-法意”系列读书活动第二场。除在北京举办的“经略-法意”系列活动之外,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还将支持在重庆、上海两地举办面向公众的读书与理论研讨活动,合称“经略·中国道路”系列活动。期待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整理/王玉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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