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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峙 | 农村女权为什么每况愈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河北被拐卖的最美乡村女教师的事件中,女权先进分子们表现十分积极。既然农村的女权状况让女权人士如此担忧,那我们就说说农村的女权状况。


有人认为,郜老师肯定是对现状不满意的,要结束这个荒唐的婚姻。理由是,她丈夫经常打她,而且还把爱心人士给她的捐款拿出去喝酒赌博。


老公打老婆这个事,稍微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很多,也很普遍。当然,我说的是普通农村家庭,那种有公务员或者教师之类公职人员的家庭,在农村属于精英家庭了,不在此列。


没有人愿意挨打,这是肯定的。郜老师肯定也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区分郜老师的不满到底是什么,是对目前的婚姻不满,还是对丈夫打她不满?就目前媒体采访得来的信息看,恐怕还是后者。她不希望丈夫经常打她,但并不意味着她希望结束目前的婚姻状态。


有些人提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男女平权经验,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情况和当时有不同,也有相同之处。


不同的是,土改之前,农村女性之所以地位低,是因为当时的婚姻实质上就是买卖,男方付彩礼,实际上就相当于一次性买断女方。之后,女方到男方家里生活,一切劳动所得全归男方家庭所有。女方在结婚时也从娘家带走一笔嫁妆,同时也就失去了对娘家的财产继承权。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说的就是这个状况。


那么,革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三个办法。一,分地的时候,不分男女,一律平等分配,这样女方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夫家,就都有了一份财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果,就是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幅上升。二,成立妇联组织,帮助妇女维护权益。比如说,如果有人打老婆,妇联会把丈夫找去开批斗会,批评教育。三,伴随革命而来的是,在农村出现了一整套国家机构的延伸机构,农村贯彻国家法令的能力大幅提高。所以大家都得按国家法令来,不能随意胡来。你打老婆,这是新社会的道德所不允许的,你敢干,村支书、村长、生产队长、妇女主任什么的,轮流找你谈话,烦都烦死你。


但现在农村的情况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土崩瓦解。八十年代还有点社会主义残余,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在村里说话还有点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奔涌而来,农村加速沦为城市的外围,社会矛盾突出,村干部和村民关系达到最紧张的状态。长此以往,就是村干部在村里威信全无,只能依靠暴力治村,合法性就丧失了。为了重建合法性,在全国推广搞基层普选,结果是宗族势力、黑社会借尸还魂。各种办法都没能改变这种情况,最近的动向则是提出了新乡贤。不管你们是不是看好,反正我是不看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丈夫经常打老婆,一没有妇联维权,二没有基层组织管理协调,那就只能靠自己了。农村女性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娘家了。如果娘家人多势众,又经济条件好,其实一般这种女性婚后在家里的地位比较高,挨打的可能性不大。经常挨打的,一般就是娘家比较远,鞭长莫及,或者小门小户,无力照应的,这种家庭出来的女性,婚后在夫家的家庭地位自然也就低。


这种处境下的妇女,如果经常被丈夫打,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忍辱负重,忍气吞声等孩子渐渐长大,处境也就逐步好转了。


第二种,找娘家人主持正义,或者干脆回娘家住着,等丈夫低头认错,再回去。但回娘家住着,如果丈夫胆小,打人只是一时冲动,那还好说,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上门认错,夫妻双双把家还了。可如果不幸,碰到的是个蛮横的,就是不肯低头认错,就是不到娘家来请妻子回去。这时候,着急的可能女方的娘家了。


这涉及到,一是女方如果父母尚在,而且和兄弟姐妹都已分家,这还好说,就住在父母家就行了。如果父母不在了,只能暂住兄弟家,问题就来了。住在家里,就有吃穿用度的问题,谁来负担?就算兄弟不说,嫂子弟妹也不会长期忍受。最后,就只能自己灰头土脸的回去,那在家里的地位就更加低了。


第三种,用女权人士的逻辑,居然动手打人,那怎么能忍受?这种婚姻,不离了,还留着干嘛?但是且慢。仍然是上面的问题,离婚了以后去哪儿?万一父母已经不在了,兄弟家不肯收留,怎么办?就算父母都在,让一个三四十岁的女儿老在家里住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就算自己无所谓,村里人指指点点,能受得了吗?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是在自己娘家,闲话难听,唾沫星子淹死人。


要是不幸还有个孩子,那就更加糟糕了。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孩子四岁之前,父母离婚,基本就是没有悬念,跟着母亲走,但在农村,这个规定其实很糟糕。很显然,如果跟着母亲,母亲再嫁,孩子就要到别人家里去生活,这个融入过程对现在的城市来说都很困难,更何况是在农村呢。在农村常见的情况就是,孩子跟着到了继父家后,吃穿用度,读书上学,什么都低人一等,成长环境极其恶劣。


所以,有了孩子的家庭,一般相对来说相对稳定,也就是这个原因,就算有矛盾,也要尽可能的忍辱负重。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实在不能忍受,只能豁出去重新开始,很少有女性提出离婚。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世界这么大,难道离婚了就只有回娘家一条路吗?干嘛不出去打工,养活自己总是没有问题的。对不起,这跟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没有任何区别。要知道,你在城市里看到的出来打工的农村女性,在农村也绝对属于脑子好使,多少有点文化、有点见识、比较有主意的了。用我们老家土话说,就是那种“强婆娘”。这种人在农村也是极个别的,并不多,可以算农村妇女中的精英分子,也很少会挨打。


所以,别说是挨打,就是丈夫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来,一般农村女性多数情况下也不能怎么样,只能等着他们自己散伙,最多就是吵一吵,闹一闹,其实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至于离婚,还早得很。


当然,现在情况也在变化,八零后、九零后就任性多了,别说是挨打,就是一言不合,吵个架,都有可能离婚。


是不是看着挺潇洒的?确实挺潇洒的。


要注意的是,八零后,尤其是八五后,他们是和城市孩子一样,看着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还珠格格》长大的,一样看过韩剧,一样会上QQ聊天,甚至可能骄傲会网恋。对他们来说,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想着去外面的世界过不一样的生活,从不把自己未来的生活和脚下的土地捆绑在一起。


但孔雀开屏的时候,从前面看确实挺漂亮,从后面看,就很未必了,因为你看到的是肛门。这种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的游戏,不是谁都玩得起。如果是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离了婚,还带个孩子,要去打工,首先就得安顿好孩子。既然离婚了,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放在娘家寄养。一旦要嫁人了,孩子还是会面临前面提到的问题,你要一个城里人对继子像对亲生的一样都很难,更何况是农村。


而且,农村一般离婚后孩子跟母亲走,就等于失去了对亲生父亲的家产继承权。至于继父家,那就更加不用想了。一旦碰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你的孩子不仅从小受歧视,而且将来一切都要靠自己,没有来自家庭的帮助。所以,虽然离婚看着潇洒,但后面就很难继续潇洒。在农村更常见的情况其实是,一旦离婚,母亲再嫁,孩子往往只能在外婆家继续成长。


回到郜老师的处境来说,她早已过了可以任性的潇洒的年龄,所以她必须为自己未来的生活负责。


现在,摆在郜老师面前的现实情况就是:第一,四十多岁了,农村妇女,再找个好人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二,孩子如果带走,怕自己养活不了,不带,又舍不得。三,感谢媒体,你们的采访,和毫无任何保护措施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她是一个被拐卖,强奸,虐待过的女人。还怎么嫁人?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离婚后去哪儿?回家照顾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会怎么想?他们恐怕不只会同情她的遭遇,还要想她是不是回来和自己争父母留下的房子和地来了?


面对这些问题,她恐怕也得掂量掂量。好在农村几十年的生活给她培养了正常农村人的生活直觉,虽然她不希望丈夫继续打她,但她也不是想要结束这个婚姻,她要的只是在这个基础上,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少挨打,好好教书,孩子好好成长,如此而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她比讨论她的人更清楚的知道,她现在需要什么。


回头再说所谓爱心人士给她的捐款被丈夫胡吃海喝的问题。这个丈夫这么做是不是很过分?那肯定,没有问题。但同时也要注意的是,理论上说,这钱是捐给郜老师个人的,并不是给她那个家庭的。但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别说是农村,就是城市,这样一笔收入算不算婚内财产,也是个问题。如果是,丈夫花就没问题。更何况,这是在农村。对农村来说,钱就是钱,不管打工赚来的,还是国家救济的,或者是别人的爱心捐款,都一样,就是钱而已。在有些地方,农村低保都被当做福利发给一些关系户,甚至给村民小组长发工资去了。国家大规模发放的救灾款里,这种情况更多。


别说什么农村道德败坏,不再淳朴之类的话,从来就是这样。农民当然有淳朴的一面,但也有狡黠的一面。救灾款发放能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基层政权组织崩溃的表现而已。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郜老师所在的家庭不是特别富裕,要她把这钱留着专款专用,不给家里人乱花,基本上是天方夜谭,根本不现实。


还有人提到现在农村都是女性种地,但是女性地位不高,是忽视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云云。实际上,在现在农村男性适龄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别说是还有劳动能力的女性,就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得种地。贺雪峰称之为代际分工。


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下种地,男性对家庭贡献大,还是女性贡献大?对绝大多数正常农村家庭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上有老人要看病,下有孩子要上学,还要日常生活开销,既然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只能各尽其能,力所能及的做点贡献,勉强,挣扎着过日子。谁对家庭贡献更大这种问题,一般农村家庭压根就没功夫去想,女性也一样。


难道让女性出去在工地上干活,男性在家里种地,这样就更尊重女性了,妇女地位就提高了?所以说,教农村人怎样尊重女性及其在家庭中的贡献,套用冯象老师的话说,就是教鱼游泳。绝大多数正常家庭都知道怎么在男女之间分工,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更好。


人是镶嵌在社会中的,其生活方式,需要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实践的支撑。中国革命带来的变革,建立起了新的社会制度,推行了新的社会实践,因此才支撑起了女权的进步。今天农村女权的退步,是许多革命遗产崩溃的结果。女权主义者如果要重新提升农村女权,真正需要用力的是思考如何拯救和转化革命的遗产。如果不从大处用力,只在个案上较劲,惊异于个案里的当事人如何不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行事,那肯定是于事无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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