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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 | 在亨廷顿看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什么?

 

在亨廷顿看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什么?
 
吴双
经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助理
 
引言: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在这之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能够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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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接受过革命史观教育的中国人都十分熟悉这样一个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回顾中国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寻找“革命真理”过程时作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毛泽东接着写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各国共产党的叙事里,列宁一直与马克思、恩格斯并列,被共同尊为革命导师;对列宁与马恩之间的关系,也主要强调列宁对马恩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但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变化》)里却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论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已经过时,作为一种世俗宗教也不敌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这主要是列宁的贡献,而不是马克思。换言之,在亨廷顿看来,共产主义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列宁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而不是马克思的经济、历史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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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氏割裂马恩与列宁的思路,当然有片面之处。但我们不妨顺着亨廷顿的思路重新提一遍毛泽东的问题,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到底给中国送来了什么呢?
 
亨廷顿的答案非常明确:列宁主义政党。
 
亨廷顿认为,通常人们会强调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质。但事实上,革命这个概念并不是共产党人发现的,早在共产党人出现很久以前就有了现代化的革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也不过是对法国大革命经验的概括。共产党人最大的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在革命之后创建基于广泛的大众政治参与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制度;共产党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建立权威。
 
亨廷顿的这一判断,源于他“传统政治-现代政治”、“发达政治-不发达政治”的两个分析维度。“传统-现代”的分野在于政治参与水平,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更多的社会集团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而“发达-不发达”的关键区别则在于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是否跟得上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如果一个社会能在动员新社会集团起来参与政治的同时,建立强大稳定的制度化机制组织新社会集团有序参与政治,那么这个政治结构就是“发达政治”,反之则属于“不发达政治”。这里有一个虽未言明但呼之欲出的判断:有效的现代政治需要对政治参与进行组织。在亨廷顿看来,如何组织扩大了的政治参与并使之制度化,这才是革命的本质。
 
而那些跨入现代世界而又丧失了传统的合法性原则和传统的权威制度的社会最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这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很容易得到理解。因为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新的政治势力起来要求参与政治,但在传统的合法性原则和传统的权威制度已经被破坏、又没有找到新的合法性原则和权威制度来组织、整合新兴的政治势力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干预政治,但谁也无法真正掌控全局的权力碎片化的局面,即“普力夺”社会。
 
我们看到,这正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部分现代化了的政权,但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首先,清政府及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合法性在一次又一次抵御外来侵略失败的过程中遭到侵蚀。其次,清政府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其军事、财政大权就开始不断下沉,地方督抚不断坐大。辛亥革命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名义上建立了一个貌似现代的共和国,但无法阻止晚清以来权力结构不断碎片化的趋势。参与建国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与革命派彼此高度不信任,最终破裂。袁世凯将革命派驱赶到体制外,但并没有消灭他们,他们继续蓄势待发。他解散地方议会也使在清末“新政”中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士绅和商人获得的政治参与空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北洋将领在镇压革命派过程中接管各省之后,以各省为基地,独立性越来越强,北洋集团内部也开始滋生山头。袁世凯死后,连当时最强有力的北洋集团也无法维持政治整合,中国彻底陷入权力碎片化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每个政治势力,军阀、革命派、士绅与商人、新式知识分子等等,都试图干预政治,但谁也无法真正有效地掌控全局。
 
在亨廷顿看来,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概念为处理动员和制度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自觉而明确的答案。共产党人既积极动员民众、扩大政治参与,又极端重视组织,动员和组织同时进行。这一分析是有根据的。在《怎么办?》里,列宁一方面强烈批评那种把革命宣传仅仅局限在工人阶级、仅仅要求资本家和政府改善工人经济待遇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主张扩大动员范围、广泛发动群众,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进行全面地揭露,另一方面大力批判那种跟在群众运动后面、崇拜群众运动自发性的“尾巴主义”,主张当前的根本问题是革命运动的增长大大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严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以增强对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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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分析道,党起初是一个经过严格挑选的具有相当程度革命觉悟的人的集团。它因为能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和参加而逐渐扩大。外围组织提供了一个组织阶梯,以便逐步动员并培训那些能在适当时候正式入党的人。如果政治斗争采取革命战争的形式,动员便以地盘为基础逐步进行,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发生变化,从敌方控制区变成争夺区,再变为游击区,直至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他认为,列宁主义政党是由政治上的优秀分子组成的革命组织,但其成员的来源是开放的,共产党员的特征就是其无阶级性,党应当从一切社会阶层中吸收那些具备革命意识的优秀分子。这就将党员的标准从马克思的“阶级”修改为列宁式的“成就检验/革命意识”。面对群众,党是自主的,党提供意志与方向,但同时又通过一整套传送带,即工会、合作社、青年团、苏维埃等,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由此产生的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独立于各社会势力并领导这些社会势力去达到一定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根据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现代化的前提是现代化的推行者成功地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由此,同时具有动员力和组织力、既能扩大又能集中、且具备自主性的列宁主义政党,无疑是在那些传统权威遭到破坏,因而面临权威真空而又部分现代化了的社会中推行现代化的理想力量。
 
民初中国碎片化的权力结构,导致了“军阀+宪政”的奇妙组合。一方面,军阀缺乏足够的实力统一全局,而且其本身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与合法性外衣,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国会与宪法号召人心。但另一方面,由于军阀自身的派系性以及议会政治的不成熟,注定“军阀+宪政”的组合只能是一种貌合神离的短暂联合。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民初“法统”经由直系翻来覆去地解释,实际已完全沦为政治工具,作为政治正当性资源的力量大大削弱。直系军阀在败坏自身政治声誉的同时,也使国会、约法乃至整个“法统”为各方所厌弃。但也正是在军阀政治与宪法政治走向没落的同时,另一种替代性的可能也在增长。也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成功,为探索中的中国精英提供了另一种在西方议会政治之外构建现代国家的新的可能性。以苏联体制为模范,孙中山开始了“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新尝试。新式政党,即新建的共产党与改组后的国民党,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引入新的政治势力全盘改造政治,并通过新型“党军”组织的创设最终完成了北伐,推翻并取代了旧式军阀的统治,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在1927年“清党”之后与旧式绅权妥协,放弃了继续动员新政治势力的努力,而共产党将这一方向坚持到底,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与组织民众同时并进,最终凝聚起强大的民众力量,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用亨廷顿的话说,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在这之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能够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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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与“清党”
 
在19-20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后发国家要实行现代化,不但要消除国内那些占据土地和其他经济资源、对农民/劳动力进行超经济强制的传统势力,更要对付千方百计阻止其建立现代工业的先发列强,即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同时,后发国家在先发列强的冲击下,传统的权威结构开始崩坏,但短时间内又无法建立新的权威结构,于是往往出现权力碎片化的局面。以上种种条件叠加在一起,使后发国家出现一个有能力领导现代化的统一力量变得十分困难:这个现代化领导力量,一出生就面临着举起“反帝”、“反封建”千钧重担的任务。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意义和可贵:它扫清了外部列强与国内封建势力两座横亘在现代化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使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可能。时至今日,列宁留下的组织遗产,在中国保存得最为完整,它已经真正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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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十月革命”送来的列宁主义政党扫清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外双重障碍,我们今天拥有华为、小米、天猫、京东和“双十一”的生活才成为可能
 
但是,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逐渐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新的问题也会出现:一个发达国家还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继承和发扬列宁主义遗产呢?列宁主义组织是否就像一艘摆渡的船,在抵达对岸之后,就只能停靠在岸边,人们继续前行就需要新的陆上交通工具?从《变化》到《第三波》,亨廷顿的论述其实隐含了这个判断。亨廷顿再怎么同情地理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国家,但最终还是相信西方掌握着最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政治组织模式,只是他出于审慎, 在《文明的冲突》中反对西方滥用力量在非西方世界推行西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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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幻文艺工作者们是时候想象,“党如何领导全人类抗击三体人入侵了”。
 
我们很难预测未来。但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可以让我们设想,列宁主义遗产如果能做到与时俱进,就不仅仅是一艘在河流上摆渡的船,而可以是水陆两栖的交通工具,可以在抵岸之后,仍然以24小时全天候的方式护送人们前行。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可以由这个公式推出:只有当人们相信列宁主义政党是水陆两栖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真正采取行动,将它变成水陆两栖的。因此,首先要有水陆两栖的想象。不妨设想,有朝一日,当三体人入侵地球时,是这样的政党在组织地球人的抵抗——“外星人来了,党怎么办?”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1980年代的中国科幻文学,但时至今日,中国科幻文学工作者们也许到了可以想象“党成为领导全人类抗击外星人入侵的中流砥柱”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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